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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伦真正的魅力和影响并不在于他被全世界人都吹捧为六十年代的标志。也许对很多艺术家或文人来说,能因为政治而化身为某一个时代的标志或者因为政治荣誉而成就了本来是作为艺术家的自己,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但迪伦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他拒绝被任何标签谋害,哪怕是那些能够神话自己的标签,迪伦说: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这也正是迪伦一直坚持的,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人本身,而不是满足他人的崇拜性的假想。不参加反战游行,是因为自信自己不需要靠政治上的讨巧也能够依靠作品本身的情怀长存于世。因为时代的价值和矛盾总会过去,但艺术家内心的矛盾却永远不会饶恕自己。敬迪伦!
而对于更多力不从心的艺术家,歌手,和诗人来说,不去谈论政治,或者不放大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就很难有对于作品本身的自信。譬如脑浊乐队,一直抓住所谓乌托邦的救命稻草不放,明明早已熟谙了各种从自由万岁走向自由消费的伎俩,却从不敢跟乌托邦这个词再见,好像乌托邦是一个终极处女,即便被世界各地几千几万的鸡巴捅过,她那坚硬的处女膜也不曾破裂。甚至已然被脑浊拿来当做装嫩的面膜,一遍一遍拿着用人民币卷硬的纸筒插着自己和观众的屁眼儿。
当然脑浊也只是众多难得糊涂的乐队之一,不再一一列举。包括很多当代艺术家三句话不离口的社会底层关怀,和诗人们观念里的诗歌至上,不过都是另一种心理自卑的反射。
一个不写政治的艺术家绝不是一个好艺术家,但老拿政治矛盾和时代情怀说事儿,也是居心叵测和营养不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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