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床梦话——时代

燃烧的迷津

曾国藩晚年有句话，说，不信书，信运气。这话并非没有来由的胡诌，作为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感慨，确实有可以说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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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我自己举例子。一直偏执在在写作上，十七岁到十九岁，彷徨苦闷，于是为了排解忧愁，想要自觉地消除一些当时困扰我的概念，于是写了一部聒噪狂想的小说。故事荒诞，但荒诞的背后是将世界拒之门外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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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十九岁，喜欢写时事评议，也可以算杂文，语言尖酸刻薄又谐虐而没有底线。这跟当时的心境有关，有一些佯狂倨傲的姿态。实际上，佯狂倨傲也只是青春期势单力薄的无奈。哪一个佯狂的人没有满肚子委屈？但青春期似乎是乏力的。从状态上来说，青春期是一个人在心理上最虚荣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没有献给时代，或者时代本身根本不需要青春期的热情，那么这一代人的青春，即便拥有着群体性的共同体验，但也都是让人失望的情愫，譬如迷茫、不知所措、末路穷途。其实这种青春的体验，是跟教育无关的，中国的少年和青年萎靡不振，不是这些青年的原因，而是时代本身就是萎靡的，表面在膨胀，内在在萎缩，好像一个得了水肿和心肌梗塞的病患。时代本身也像一个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成长规律。这个时代本身，处在整个历史里的位置，就像一个青年处在时代里的位置一样，匮乏无力，昏昏欲睡，自顾不暇。大家都在等待着长大，寻找处于社会中的存在感，而时代本身，也在莽撞和翻覆中，寻找着自己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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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结识了一些乐手朋友，玩起了乐队，于是写作的形式也慢慢由杂文转向更为简短的歌词。事实上一直到最后，我都不太在乎自己作为鼓手的位置，更在乎的仍旧是歌词的思想表达。虽说有些乐手朋友觉得，编曲和器乐演奏的部分才是摇滚乐的重心，但歌词却是打开情境大门的钥匙。
再后来，我对于摇滚乐的看法出现了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即便一开始我觉得摇滚乐感动了我，但摇滚乐在中国，永远都不成气候，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这跟摇滚乐是否处在媒体中心没有关系。中国的摇滚乐，从始至终，都没有参与什么大的社会运动，也没有影响什么大的学生运动。而正是社运和学运在西方的迭起与西方摇滚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最终确立了摇滚乐的重要性和音乐史中的地位。而在中国，摇滚乐一直以来，都仅仅只限于文艺和娱乐，即便中国摇滚第一人是林立果，但作为一个叛逃将军的后代，他能干什么呢？
而我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鼓手，是不可能成为职业的。一则没钱，二则没时间，三则，我一直想要有所建树的领域，还是在写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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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开始写诗。写作在这个时代的文艺形式里，虽然已经很边缘了，但诗歌似乎更是写作的边缘化。 但客观而公正的说，我个人的愚见觉得，最闷声不响的诗歌，却是中国现今为止发展最好的一种文艺形式。从前中国是个诗歌大国，是因为皇帝喜欢写诗，也提倡写诗。从写诗而进入仕途是一种政治取向，再者中国的古诗词从创作观上来讲，还是立足于人学的。所以虽然是三言两语，却可以同时表现出作者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观，如果细究一些诗人的作品，会发现和西方许多哲学流派是相同的，只不过中国人向来含蓄，许多事不愿说的太明白，自己了悟就不顾他人了。而这，也正是一个个天才的聪睿之处。
几年前媒体一直在提那本《娱乐至死》，这确实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所有严肃的东西，都必须披上娱乐的外衣，才能够有节制的进行阐述。如果你太严肃，这些成长于嬉皮笑脸的一代， 就会说你不懂幽默。而幽默是一切，是水果刀，是鲜花，是电动棒按摩棒，是时代的救命稻草。
再回想曾文正公的那句话，不信书，信运气，还真是特别重要。一个人的作品于时代是否有作用，这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并且参照历时的经验来看，想要成就伟大，就需要时代本身是伟大的。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伟大的时代转眼即过，成为一个个不可复制的片段。而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些愚蠢的，啼笑皆非的，可有可无的时代，譬如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