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固醇过高和波普艺术的若干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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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零九年或者稍早的某年冬天做过这样一个梦：“我梦见自己骑着一只没有生殖器的马。马说：世间如我所见，多数敌不过黑夜，区分白昼和黑夜的关键在于所处事件的温差与时差。”
每当看到白昼敌不过黑夜的矫情时我便想到梦里那匹带着自杀倾向的马。在于温差和时差的表象意义上来讲受冷和酷热对于人来讲简直易如肌肤之爱。我受冷或者我受酷热本身就是一种作为倾诉的动机存在的。这种动机被带到时差的场景上来讲便是要告诉我们回忆的重点不全在于你所想要的，多半是你想拒绝的它却准时而至。我在看到雷诺-阿一八八三年的《格尔尼基海岸》这幅画时，在我看来它本质上纠正了我对黄色这种暖调的误解。黄色更像一种彰显自杀和背叛的无穷的力量。黄色的出现一般代表自杀这一行为的结束而非开始。用本身由人修订出的暖调意义来蒙骗活着的美好。我拒绝黄色被无穷的放大在黄昏的海滩上一群胆固醇偏高的女性在海岸的起始处盥洗工业的疲惫。胆固醇是特有的事实，胆固醇的存在就如同我们纵容了污染的时候没必要再去区分是大气污染还是废水污染。从胆固醇存在的事实来讲是制度敌不过工业才对。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营养不良或者不分缘由的哭泣时我总能拓展出铁钉被钉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木头上的那种坚韧和她长大后面对丈夫的那种小把戏。对于一种事物的放纵或者不加管束恰恰是在一个思想并未完全根植的孩子身上被体现和隐藏。我时常这样猜想：安全套的普及如果可以达到塑料袋的普及率的时候那么全世界再不会为这种营养不良和无缘由的哭泣而反复修改制度的。同时全世界的工厂都可以关掉了。一种制度或者法律被修改的越多越可以体现这种制度在解决营养不良和无缘由哭泣这种事件上它是多么的不情愿。如果将“修改”换成“更换”的话那么这两个动词所带来的不是“民主”便是“战争”。你每谈论一次青春或者你每谈论一次寂寞的时候世界的时差都会将你在“战争”的谈判桌上减少一个刻骨的筹码。纯粹意义上的孤独和自杀我认为是不存在的。如各位所见：寂寞和自杀的概率远敌不过塑料袋的普及率。庆幸的是，自杀和寂寞的普及率推动了安全套的普及率。某天当医生对你说，先生（女士）您的胆固醇含量过高的时候你会不假思索的认为作为一个人来讲你在这个种群的关注率提升了。你对寂寞和自杀的认同也相对提升了。在我认为这好似一种被习以为常的变态。这种变态的关注率推动着这个世界的虚荣和无病呻吟的双重发展。你必须承认，人在关注率面前是从不怀疑历史，民主，战争的功过的。而事件的本身推动者便是无关痛痒的胆固醇含量。以胆固醇作为推动事件发展的一个点，那么站在胆固醇背后的等同品将是一条看不到边的直线。精神变态者和肉体变态者在这条线上欢声雀跃。我最担心的是某天我看不到营养不良和无缘由哭泣的时候那么我断定婴儿的早熟期最少被提前两岁。
一个朋友问我：战争总是伴着子弹一起来的吗？
子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具。这种道具被沿用数百年。但我需要提醒的是倘若拿子弹和胆固醇作比较，看它们谁能更快的推动一个事件的发展，我敢打赌，子弹连胆固醇的十分之一都不及。一个道具是无法跟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坐在一起谈教导的。道具用在特定的场合，而客观事物深藏肉体，这是一种无药可医的人类病态。对于道具的崇拜我们往往还带点羞涩和自责，而对于病态的崇拜我们多半是厚颜无耻的。
某个地区可能出现一种违背现实的个案。我在资料中了解到：云南尚有地区偷婴儿进行买卖。
这种事件不妨说是一种精神的变态。精神是一个可以独立操纵部分肢体和行为的陌生人。而变态多半是在肢体和行为在完成精神旨意之上的一种拓展和构思。这种构思和拓展在我看来更像是对历史或者遗留事件的一种遥远的提醒和追忆。每当我们追忆起当初相爱的人时我们总愿意在这份追忆上面加上悲痛或者高兴。这里的构思和拓展是被放大的罪恶和被遗留的进化符号的一次补救。只是多半是补救不回来的。此外这个事件让我怀疑一个种群或者种族在未来的同化和交融上会不会出现集体性的精神变态。这个事件中当我们把名词和动词放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再华丽的“名词”也敌不过变化多端的“动词”。
借助胆固醇大胆的想象力和生存方式我们可以重新构思我们的居住环境和我们同处一室的知己爱人。
我曾经怀疑做一个花农所要消耗的想象和费尽心思买一套房子所要花费的想象究竟哪个更加坠地有声。后来我的一个情人告诉我：她一米七五的身高，只要我愿意，只需要在一米七五的旁边小小的乘个二她便可以考虑结婚生子的疼痛和快乐。”
单讲我的情人无论从意识和年龄角度上来讲都可以对她所言负起责任。这种感动之余便在提醒我梦想和语言是一种长期无法戒掉的迷恋。如果爱上你我用了一百万斤重的梦想和语言那么分手会偏偏因为不能获得一个一百万的房子吗？同样是量词为什么无法像夫妻一样坐在一起好好谈谈呢。任何一个女人或者男人涉及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该多问问自己当初说“我爱你”三个字的时候不也经常在野外，公园，租住房里吗？为什么习惯了生活的时候却要拿生活和制度赌一把呢？
如果说历史的传统是为了推进人类进步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历史的很多传统是一个不穿内裤的疯子。适者生存，你永远记住是适现实者活而非适历史者活。你的母亲让你向彼此索要一套房子做婚姻筹码的时候你便会理解历史上话多的人总会招人烦的。区分你的爱人是爱你多一点还是爱房子多一点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一开始恋爱的时候就提前为彼此打造一份四海为家的梦想和寄存一份‘一米七五旁边小小的乘个二’的结果。
话到此处，想起我的情人很是怀念。想念朝朝暮暮背后信誓旦旦的残忍。想念她美丽动人轻易不伤及黑夜的长发。我论胆固醇的勇气永远赶不上情人昔日的只言片语。
如果你将一把沙子洒进我的眼睛里，我一定当面流干你不择手段的眼泪。你我肌肤之爱难道真的敌不过胆固醇的诱惑吗？

艺术是一种类似于子弹的道具。子弹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痛苦和仇恨，而艺术的目的则是为了让人记住痛苦和仇恨。一样的道具却有着不一样的目的。这便可以解释为：艺术家的自杀比战争更让人回忆和茶饭不思。艺术家的自杀是一种冒险的自我标榜。这个标榜一方面是精神的一方面是行为的。有的自杀被人铭记有的自杀被人取笑。而在我看来自杀的本身就是对艺术的一种肉体攻击。艺术家借助这种肉体攻击使得精神的时代走到了尽头，怀着一种：“我死了，上帝便不存在”的想象做一种宗教性的民族性的肉体报复。所以我多半对寿终正寝的艺术家怀有好感。我总想：“活下来真好，活下来才能更好的欺骗上帝。”
我送过一本关于梵高的书给一个朋友。从此我便将梵高这个名字深深忘记。他的黄色不及雷诺-阿的黄色。梵高的黄色代表这一种自杀现象的开始。他的黄色是有毒的。你可以模仿他的黄色，你可以模仿圣雷米的教堂但是你千万不要上瘾他的黄色。梵高的艺术（黄色）是对人类想象的一次可耻的彻头彻尾的监视。以至于我们看到黄色的时候总感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的心灵。不忍再涂改一丝黄色在青春的画布上。
早前一个搞油画的朋友介绍了川美---杜泳樵（先生）的油画与我看。那时起我拿烟的姿态便被改变了。相信艺术的重塑力量是很可怕的。你做一个梦的时候艺术的晚年就到来了。 一个晚年的到来必将牵引一个新艺术的诞生。
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POPular art”诞生。我们看到时代的死相终于被标新立异射了冒险的一箭。有一个六十年过去了。看来这一箭射的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在表现自我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自我敌不过时代根深蒂固的死相。于是“POPular art”成为了模仿者和抄袭者的时代。“POPular art”构思了一系列历史的可模仿性。上千年的斗争与阶级被“POPular art”强大的感召力和存亡使命不分男女贫贱的一同赶到了上流社会。“POPular art”在这个六十年里没有更好的学习“达达主义”像他一贯的废物再利用一般让人上瘾但得不到认同。强大的视觉冲击也注定了一系列艺术成果的低迷与性感。“集合艺术”和“偶发艺术”更是在虚幻面前出尽了超现实主义的洋相。安迪-沃霍尔做梦也不会想到“我想成为一台机器”的美梦被更强大的复制体系所羞辱。
关于“POPular art”在中国。
看待中国的“POPular art”首先你得认识到染(烫）发行业的高速发展和广告行业的扭曲与可耻。广告在中国的存在性意义便是修改和提醒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和自杀问题。你打开电视的时候往往会怀疑这个改革六十年的国家为什么总是需要让人用广告这种方式提醒身体和生理的清洗问题。这样的国家只能洗出更低俗的死相。倘若你今年在“黄金搭档”的问题上被遗忘那么明年你一定被他的“黄金酒”套牢。广告可以脱光了宣扬中国的“礼”文化。潜力助推中国的“腐败”。这个民族在解决清洗问题之余的全部经历放在了对下一代的“培养”问题上。这个国家的“婴儿”都有自己独特的“抵抗力”。你从不会想到一个婴儿尿不出尿是多么让这个民族振奋的事情。这便是“POPular art”在中国广告事业上的一次变态的模仿结果。
如果将染（烫）发的年龄段推迟一到两岁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审美缺陷还是可以弥补的！但是现实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一种现象：这个国家对本土肤色和发色的排斥达到了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个人思考认为这不单是个年龄和青春的问题，这几乎验证了一个国家的“奴性”。如果说“审美疲劳”尚为一种遗憾的话那么在中国全然成为“审美死掉”后的死相。这便是国人在宽容“非主流”问题上纠结的原因。你看到一个黄种人，但你首先想到的他（她）是日本人？韩国人？这种审美助推了民族潜意识落败和不自信的丑态。
“POPular art”还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文学。我们暂且不谈政治文献的写作。中国的现状如邓小平在文革时期的一句话：病怏怏的没什么出息。”关于这个问题我同很多朋友聊过争吵过。在双方都无法妥协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每天在大量盛产着带着自杀倾向的文字。这种文字像割掉生殖器一样让人上好奇上瘾。我曾经怀疑过这是否是一个文学发展所需的必然经过，但后来我不这么人为了。全民的懒惰和“斗地主”无法更好的为这个发展和转型提供一个健康的引导。这中间当然夹杂了很尖刻的政治矛盾和制度堕落的因素。所以说这个“发展所需的必然经过”无法成立。这是一种危险的发展。这种危险激增了“人流广告”的发展。潜意识助推了医药暴利。但是遗憾和惊奇的是这个国家并没有在“系上安全带”和“带上安全套”的问题上没有完成一个像样的“带套”文化。如果说这是民族“奴性”根源的话那么我道更认同这是人性“关灯后”丑态的一次变态发作。细想这两者关乎生命和生理的现象却被口口声声的时尚性和先进行遗忘。
所以。不是“POPular art”的错。是我们的根性和不认真引导出的危险和错误。
很多朋友和我谈起自杀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现状文学的一个特点。
他们谈论起自杀的时候言语中那份成熟和身体上的那份无知倒不失为一种可爱。“POPular art”并非宣扬自杀。他的深层之处是在创造大量的“复制”“潮流”“低迷”等等艺术前提的情况下对自杀的思考和回避。没有一件艺术的本质是在宣扬自杀的。而在中国“POPular art”的艺术史上并没有看到一些站立在最高峰的艺术成就。多半是一种模仿所得。这也在提醒这种教育的深层问题几乎消灭了全民的创造力。这几乎是一个笑话。十三亿人的创造力就是很好的宣扬了“洗洗更健康”的优越感。在这里我不否认极为罕见的成功艺术事件。
“POPular art”在中国的形象好比：两个人打赌脱衣。中国人一年的时间脱光了十三亿人的衣服，而发现老外一件衣服都没脱。
这种民族性的出丑正是老外所期盼的效果。这一点你不得不怀疑。
几乎伴随着改革的步伐。短短几年中国的故事和文化就被透支成为负值。我暂且不讲结果。每个人应该深知结果。
一个好的艺术形式不能被很好的学习和利用才是最致命的。
中国每年二十七万之多的出版物验证了这个民族在艺术问题和引导问题上完全是个“三氯请按”怪物。
中国没有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可言。中国只有脱衣服的速度和自编自导的“GDP”可以唬人。

注：提笔忘字。多有疏露。知者见谅，只言片语，茶饭之余，当一玩笑。

老刘

難得的好文 ................CANON你的思辨太精彩了

charlotte.

回复 2# 老刘


    老刘你的头像太精彩了

赫特

先留个言，把帖放上去。

blur

很多新词汇。艺术方面实在接触少，在我周围还是以传统水墨画国画为主。想到现在年轻人的品位大变，不知过多久抗日片和那些极具封建气息的东西就会淡出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