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人，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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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的人，怎么玩？

　　----别跟我太客气

　　生命是1966年夏天，校园里明码标价的二十八块钱。二十八块钱是那时校园的真实写照，没有什么‘如歌的行板’，只不过是一群蓝裤子，绿上衣，绿帽子，腰系铜头皮带的‘小鬼’。一群‘小鬼’对一群‘牛鬼神蛇’的吐槽。事后，验证了‘小鬼难缠’绝非空谈。
　　二十八块钱是中国教育史上耻辱。耻辱到坏事做尽不敢忏悔和羞愧的地步。二十八块钱在1966年是一具尸体的火葬费用。制造尸体的场所便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不用为那个年代求情，那个年代的‘小鬼’不值得同情。站在这里就是要用文字的暴力去讲清楚这群‘小鬼’的暴力。
　　“北大附中的一位老师说，她曾经看到有一具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有红卫兵骑着摩托车(抄家抄来的)从死尸上碾过来碾过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身体。”
　　暴力是一种容易被诱导，被上瘾而实施的肉体、精神上的强加与他人、第三方的自身意愿。借助这种意愿行使间接的、受某种被诅咒的个人或者组织赋予的特权。凡是与肉体和精神有关的都是暴力。1966年，行使的是一种最下流、最不道德、最无耻、最恶毒的暴力。敌过历史上任何一场由战争、冲突、种族等引发的暴力。堪称暴力的教科书，最无耻的一群中国人。
　　“当时的火葬价格是28元钱。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曾经流传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这28块就是指的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无限权力”带来的精神自我崇拜是一种被自身和旁人簇拥放大到极致的‘权力变态’。‘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据后来参加组织游行集会的办事人员说，是几十万人而非一百万人，媒体多报了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大会全程向全国实况转播。这是对正在发展的校园杀戮的极大鼓励和推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暴力规模急速升级，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焚烧书籍毁坏文物之外，还大规模抄家打人。被打和打死的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展到大批的北京普通市民。’1966年在天安门上的自身和上百万的簇拥者恰是‘权力变态’的最佳体现。一群无耻到极点的人在上演‘盛世太平’。
　　关于‘玩’你是否地道？
　　1、‘1966年8月24日，生物系的一些学生到中关村二公寓教工宿舍，抄了该系讲师胡寿文的家，用铜头皮带抽打胡寿文。他被打得浑身出血。
　　当时，胡寿文和他的连襟夫妇合住一个二居室的单元。他的妻子的妹妹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
　　一名打胡寿文的学生说，“我今天没有枪。有枪就打死你。”
　　这些学生打完胡寿文，又在他的书架上贴了封条。当时胡寿文连自行车都没有，有的一些书就这样被查封了。
　　等打人的学生离开的时候，胡寿文衣服上的血凝固了，贴在皮肤上，脱不下来。后来用温水浸润了衣服，才慢慢把血衣脱掉。’
　　‘铜头皮带’这就是历史的凶器，我们没有人去面对历史的凶器感到羞愧。
　　2、‘所谓“红八月”就是指1966年8月。那个八月中，卞仲耘被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杀害，14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那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实际上，“红八月”的“红”中，充满了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文革的整个过程。’
　　‘红八月’。历史之所以会用年、月、日、来作为时间概念，不仅要告诉活着的人有权利记住往事，也提醒活着的人死去的是人而不是历史。对历史的遗忘，比亡国还可怜。
　　3、‘34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谎言的无耻不亚于暴力的无耻。不要说这是‘政治’。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不配为人，只配为奴。
　　4、‘对于1966年夏天的校园暴力和杀戮，至今没有过一个细致如实的报告和描写。这种情况造成了种种关于文革的误解，甚至包括那些试图批评和谴责文革的人。比如，有一种看法是文革发生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的影响所致。其实，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象1966年夏天那样杀人。我们知道著名的包公的故事。因为他是著名的清官，皇帝特别赐予他虎头铡刀，可以自行决定对人处以死刑。包公用此铡刀，处死了皇帝的女婿陈世美。但是很清楚，包公是特别的人物才有此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别的官员都可如此。高官的儿子女儿也没有过这样的杀人权。古代确实有大量枉法的事情，产生过大量的冤案。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合理，古代的法律程序也不合理，但是古代还是有一个法律程序。杀人判刑，要经过法律程序，否则就是土匪强盗或者罪犯的行为了。文革中中国共产党开除刘少奇党籍，制造伪证甚至逼死证人，在相当程度上倒还可以和古代的冤狱相比。至少文革的领导人对刘少奇还认为需要一些伪证，所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费心制造了一批伪证。可是北京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象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一点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由刽子手行刑，就由一夥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是前所未有的。’
　　‘前所未有’是一句双关话。告诫过去也在警告现在。
　　5、‘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将陈彦荣同志拉到学校，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
　　关于陈彦荣同志被迫害之死的政治结论由中关村街道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已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附中党支部写报告经一办同意，给陈彦荣同志丧葬费240元；抚恤金180元；生活困难补助1000元，共1420元。
　　陈彦荣同志不幸去世之后，爱人体弱多病，家有七个孩子，当时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现有四人参加工作，有一人待分配，二人上初中。鉴于上述实际困难，经党支委会讨论，由北大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准，再给陈彦荣同志的家属生活困难补助1080元，共2500元，两次付清。’
　　人做一辈子好事不容易。同样，有些人一辈子都做坏事绝对是不需要验证的继承。
　　6、‘至于这2,500元钱从哪里来，是另一个需要想想的问题。这钱当然来自工作的人们。普通的人民辛苦工作，有的受到伤害，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如陈彦荣，其他人即使没被打或者没被打死，最后还要分摊这样的一笔开支。’
　　1966年，不谈馒头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我们的父辈却帮坏人付了一笔医药费。
　　有史可查。
　　同处一片天地的时候，我们有权对历史保持知情权。
　　缅怀1966年，北京，那群被‘玩’的好人、坏人。
　　受王友琴女士《文革受难者》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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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人不腐败，但是霸道，由霸道到腐败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其历史地位远高于养活了全体中国人，充分说明了排他的、必然的和唯一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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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画

完蛋

喵咕cici

这个算是成长的叛逆期吧

傲生

怎么刺激怎么玩

。。。

疯玩